第二节 宣教工作与中国的反应
(1918—1927)
一、社会福音的传播与影响
1912年以后，传教士致力于改良社会与道德环境的努力仍在继续进行之中。赈灾仍然吸引了许多传教士的注意力。在传教士坚持不懈的反对下，鸦片贸易终于在1917年3月被禁止，尽管这只是名义上的。传教士还帮助人们组织反肺结核运动，提议建公共运动场所，介绍洁净水的使用。在20世纪第二个10年末期，一种体制型的教会成长起来。它在使社区生活基督化的过
程中获得了社区的支持。值得注意的有：在杭州教会联合会的努力倡导下，浙江省停止了彩票的发行；广州基督教会发起了反对赌博、嫖娼、收童养媳、纳妾和颓废文学的运动。然而，这类新型的传教工作尚处于其幼年期，福传运动所强调的引人皈信基督依然在传教士的工作中占绝对支配地位。
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虽然社会福音已被更广泛地认可，但传教士仍然没有采取任何重大的举措来帮助中国人解决一些经济和社会问题。社会福音派，正如他们后来被称谓的那样，主要是受了美国兴起的基督教人文主义的影响。它的成员固守着这样一种信念，认为宗教信仰是个人经验的事，但亦强调基督教训与社会的关系。绝大部分社会福音派成员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或刚结束的时候来到中国的。由于中国刚刚开始尝试搞工业化，所以带来了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于是，传教士和中国的教会领袖们相信，应当在中国建设一个更新更好的经济与社会秩序，以此工作来体现基督教的价值。以前，传教士通过引入皈信基督教的途径来实现中国社会的再造，而现在则不同了。他们开始提倡一种全面出击同时又与基督教训相一致的社会改革进程，希望借此达到他们修正时弊的目的。这一观点曾很清晰地反映在博晨光(Lucius Poncr)所著《基督教在中国面临着挑战》一书中。他主张基督教应该成为抗击工业化恶魔的先锋力量，并且号召人们“勇敢无畏地去践行耶稣基督所教导并成就了的爱与公义的原则”。
在20世纪20年代，个人福音主义向社会福音主义转化的过程是与教会对广大社会劳工的困境产生日益增长的关怀相伴随的。在1920年之前的几年里，基督教青年会内部就曾设置了一个工业部。这是一个主要面向中国大工业城市如汉口、武昌、上海等推动各种社会和工业福利工作的部门。例如，为劳工提供健身运动场地，安排体育辅导员，提供医疗服务，开讲座，组织
娱乐活动。1920年，中华基督教青年会请求国际基督教青年总会差派 ……